金融体系看似简单，但细究起来需要关注的事项纷繁庞杂，业务领域中的微观视角以及研究领域中的宏观视角均需系统化与体系化基础知识的强力支撑，也更需要长期沉淀与积累，才能有所突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将金融从业过程中的一些基础性知识进行融合，并力求使其成为在平常研究中的一个高能助力器，是本文最主要的出发点，期待与诸君共勉。

　　（1）货币发行（一定时期内货币投放量与货币回笼量的轧差数）=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非流通部分）+ M0（流通部分）。

　　其中，我国公布的货币发行量为央行发行库与出入库轧差数扣减商业银行业务库库存数，在央行的资产负债中有具体体现。

　　（2）基础货币（货币供应的源头，亦称储备货币）=货币发行量+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流通中的M0+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

　　基础货币的叫法有很多，如货币基数、货币基础、强力货币或高能货币。从定义来看，基础货币是指经过商业银行的存业务而能扩张或收缩货币供应量的货币，即从央行发行出来的货币。目前我国基础货币余额为31万亿元左右。

　　央行通过调节基础货币的数量就能数倍扩张或收缩货币供应量（央行通过给商业银行发放、购买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或者外汇等方式使商业银行获得了可以放款的大笔资金）。当然商业银行所吸收的流通中现金实际上也是源于央行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过程，货币供应量才能被不断创造出来。需要说明的是，相较于货币供应量涉及到诸多市场主体，因此基础货币对央行而言要更容易控制。

　　（3）货币乘数（货币扩张倍数或货币扩张系数）=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所谓货币乘数，是指央行扩大或缩小一单位的基础货币之后，通过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机制，使货币供应量增加或减少的倍数。从计算公式中可以看出，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主要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储备率；现金漏损率（即对现金的流动性偏好、相当于变相提高了准备金率，如节假日期间对现金需求的大幅增加）；活期存款中定期存款的比率等几个方面。目前我国货币乘数为7.15左右。

　　因此，只有影响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货币政策才能影响到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需要说明的是，降准政策只能使得法定存准率和超额存准率此消彼长，对基础货币却几乎没有影响，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可以直接作用于基础外币。

　　第三，2011年10月，央行将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和住房公积金存款规模纳入M2.

　　第四，2018年1月，央行用非存款机构部门持有的货币市场基金取代货币市场基金存款（含存单）。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每个国家的M0、M1、M2所代表的具体含义也有所不同。如储蓄率较低的经济体其M1与M0会比较接近，而M2的结构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差异也比较大。

　　（1）根据规定，商业银行需要按照存款的一定比例缴纳存款准备金，这个比例即存款准备金率，具体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2）超额备付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存款+库存现金。目前央行已经取消了对商业银行备付金率的要求，将其与存准率合二为一。

　　（3）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始于1985年（即各类银行开始成立时），在2008年以前一直采取“一档”模式，即无论金融机构大小、性质、重要性程度如何，均实行统一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当局开始根据金融机构重要性程度、规模大小、性质等设置有差异的存款准备金率，由一档到两档，再到目前的五档两优（银行业为三档两优）。

　　（1）外汇占款是央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增加了货币供给），以历史成本计价，更为突出量的层面。

　　（2）考虑到我国的银行结售汇制度由银行柜台和银行间两个市场构成，因此外汇占款相应也具有两层含义：

　　第一，央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中收购外汇所形成的人民币投放，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形成央行所持有的外汇储备。

　　第二，整个银行体系（包括央行与银行以及银行柜台与银行间两个市场）收购外汇所形成的本币资金投放，反映在“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这一外汇储备变化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储备”项下的“外汇”一项。

　　（3）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来源，并在过去很长时间外汇占款贡献了全部基础货币的80%以上（目前已降至60%以上）。

　　（4）外汇占款会进入央行的外汇储备（以市场价计量、基本由国家外管局的投资部门进行统一管理），所以外汇占款与外汇储备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5）由于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由于计价方式不同，因此二者也存在不小的差异。其中外汇储备还将受到汇率变化、利率变化、投资收益以及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看到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的差异一直存在的背后原因。

　　（1）即银行为客户及自身办理的结汇（外汇换民币）和售汇（人民币换成外汇）业务，由于商业银行根据每天结售汇的实际发生数据进行汇总后统一报送给外管局，因此这一指标受政策调控的影响较小，更能反应市场变化。

　　（2）银行结售汇进一步可分为代客结售汇（更能反映市场情绪和人民币升贬值情况）和自身结售汇（主要反映国际金价的变动），代客结售汇亦可进一步分为即期结售汇和远期结售汇。例如，如果升值则结汇需求会比较大，反则反之。

　　（3）即期结售汇主要包括即期结售汇当月发生额、远期结售汇当月履约额、外汇期权当月行权额（目前数据较小、外管局不公布）三大部分。其中，后两个主要反映的是市场主体过去对市场走势的看法。

　　（4）考虑到我国为顺差国，因此即期结售汇当月发生额通常应为顺差（结汇大于售汇），那么如果顺差收窄则说明人民币贬值预期较为强烈。

　　（3）公开市场操作又分为逆回购和正回购，前者为央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投放流动性，后者反则反之。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和中国相反，美国的逆回购为货币回笼。

　　（4）目前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主要有7天、14天、28天和63天等几种类型，但通常主要有7天和14天为主。

　　（2）再贴现政策是指央行通过商业银行持有的已贴现但尚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向商业银行提供融资支持的行为。

　　（3）再政策是指央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而对金融机构发放的。1984年央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再成为调控基础货币的基础，并在较长的时期内提供了基础货币供应总量的70-90%。今年再政策被频繁使用，根据中国现行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再按照期限可分为年度性、季节性、日拆性以及再贴现四种，按照用途则分为流动性再、信贷政策支持再、金融稳定再以及专项政策性再。

　　（1）2013年1月央行创设SLO（Short-term Liquidity Operations），旨在解决突出的市场资金供求大幅波动，期限为7天以内（可以理解为7天OMO的补充），抵押品为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和商业银行债券。

　　（2）2013年1月央行创设SLF（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旨在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期限一般为1-3个月，面向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抵押品为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

　　（1）一般情况下利率走廊区间的上限为央行给金融机构的利率，下限则为金融机构存钱在央行的利率，利率走廊区间的调控目标则为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利率，也即通过调控确保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利率在利率走廊的区间内波动。

　　（2）2014年5月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率先提出“利率走廊”这个概念，但关于“利率走廊”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其中以KevinClinton分别完成于1991年和1997年的两篇论文为代表）。

　　（3）中国“利率走廊”的上限为SLF利率，下限为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通俗理解的话，“利率走廊”上限是商业银行向央行借钱的利率，下限是商业银行向央妈存钱的利率，利率走廊的区间约为200BP。

　　（1）两个工具均主要面向“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新增），期限为3个月、6个月、1年（居多）。

　　（2）央行分别于2014年9月和2018年12月创设MLF和TMLF，从最初创设的目的来看，前者以支持小微企业和债转股为主，后者则用以定向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放。

　　（3）目前MLF已成为中期政策利率的代表，并作为LPR报价的基准参考，且从操作频率上来看基本已固定为每月中旬一次（配合LPR报价频率）。

　　2014年4月25日央行创设PSL（Pledged Supplementary），为特定政策或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主要针对棚户区改造），期限通常为3-5年，该工具的操作主要面向政策性银行，抵押资产为高等级债券资产和优质信贷资产等。

　　（1）2017年1月20日，央行建立临时流动性便利（TLF，Temporary Lending Facility），为几家大型商业银行提供28天临时流动性支持，以缓解春节期间的大额现金支出。

　　（2）2017年12月29日，为应对春节期间现金支出对市场流动性的扰动，央行建立了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允许现金投放中占比较高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春节期间存在临时流动性缺口时，临时使用不超过两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使用期限为30天。

　　（1）2013年10月，我国央行正式推出LPR，定位于10家银行最优客户利率的平均值（剔除最高和最低水平），在成立后的近六年时间里，LPR始终保持和基准利率一致的公布频率、变化幅度，数值上相当平稳。

　　（2）2019年8月17日，央行发布15号公告，推出LPR报价新机制，具体来看包括LPR的报价行增至18家；发布频率为每月20日早上9：30；在MLF的基础上加点形成以及公布1年期、5年期以上两个报价品种。

　　（1）央行票据（即中央银行票据）是央行为调节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而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务凭证，本质上是中央银行债券，发行期限一般在3个月至1年之间，可以理解为央行调节基础货币的一项货币政策工具。

　　（2）为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带动其他发行主体在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2018年9月20日央行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金融管理局签署《关于使用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中国人民银行票据的合作备忘录》，正式拉开了离岸央票的序幕。

　　（3）2019年8月9日央行发布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出后续将建立离岸央票的常态发行机制，2018年11月央行在香港正式建立了离岸人民币票据的常态发行机制（实际上最早于2015年10月便已在伦敦发行离岸央票）。

　　（4）外汇风险准备金源于2015年8月31央行发布的《关于加强远期售汇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银发（2015）273号）》，通知要求从2015年10月15日起，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应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准备金率暂定为20%。该规定提高了客户远期购汇成本，有助于调控人民币过度贬值的问题。2017年9月央行及时调整前期为抑制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出台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0。

　　2019年1月24日，为提高永续债的流动性，央行决定创设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BS），明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可以使用持有的合格银行发行的永续债从央行换入央行票据。同日央行还宣布，将主体评级不低于AA级的银行永续债纳入MLF、TMLF和再的合格担保品范围。具体来看，

　　（1）CBS操作采用固定费率数量招标方式，面向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进行公开招标，央行从中标机构换入合格银行发行的永续债，同时向其换出等额央行票据。到期时，央行与一级交易商互相换回债券。

　　（2）换入银行永续债的利息仍归一级交易商所有，央行票据互换操作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互换的央行票据不可用于现券买卖、买断式回购等交易，但可用于抵押，包括作为机构参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抵押品。

　　（3）央行票据互换操作为“以券换券”，央行票据期限与互换期限相同，即在互换到期时央行票据也相应到期。在互换交易到期前，一级交易商可申请提前换回银行永续债，经央行同意后提前终止交易。

　　（1）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月度、季度和年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所获得的资金总额。显然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是尝试从需求的角度来测算实体经济的融资情况，并通过相对指标的计算来分析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变动特征。

　　（2）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于2010年正式提出，至今不过10年的时间。但在其最初产生的短暂时间内，被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高度重视。2016年开始社会融资规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

　　（3）社会融资规模既有存量概念，又有流量内涵，既可兼顾绝对规模，亦可衍生相对指标。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融资规模本身是先有流量指标，而其存量指标则是根据流量指标的累积加总效应倒推计算得出。

　　（4）谈及社会融资规模，离不开其兄弟指标M2，社会融资规模与M2类似于一张表的两端，即资产和负债，一个表示资产的运用（社会融资规模），一个表示资金的来源（M2）。通俗来讲，货币当局发行货币（以广义货币M2来表示），金融机构拿到货币来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货币则通过银行金融机构（本外币）、非银行金融机构（委托、信托以及未贴现票据）、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以及等渠道进入实体经济。

　　（5）理论上来讲，资产的运用和资金的来源应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特别是在只有资本市场的情况下，而间接融资中介的存在，使得这一对应变得比较复杂，因此严格的对应关系并不会存在。

　　（1）2010年11月，为真实衡量测算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情况，央行开始研究、编制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指标。

　　（3）2011年3月，央行正式建立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制度，并按季向社会公布（2012年开始按月公布）。

　　（4）2014年起，央行开始按季公布各地区（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

　　（6）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今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目标，标志着社会融资规模与广义货币供应量一起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指标。

　　社会融资规模可以有很多分类，如按照债券市场、ABS市场、股票市场、信贷市场以及非标市场等市场进行分类，而按照传统分类方式则分为表内融资、表外融资、直接融资、政府债券和五大类。具体来看，

　　（1）表内融资主要包括人民币和外币，表外融资主要包括委托、信托、未贴现票据等三大类，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非金融企业上市和企业债，政府债券包括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则是一个不定项。

　　（2）表内融资和项主要与银行体系直接相关（表内融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银行），表外融资主要与银行间接相关（资金的提供方仍主要以银行为主），直接融资则主要与资本市场相关，政府债券则主要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关。

　　（3）还可进一步划分非银同业、企业中长期、企业短期、居民中长期、居民短期以及贴现票据等几类，其中贴现票据（表内）和未贴现票据（表外）统一称为票据融资。

　　五级分类是央行于1998年5月参照国际惯例制定《分类指导原则》时给予明确的。当然财政部1993年颁布的《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将分为正常、逾期、呆滞和呆账四类（通常将后面三类“一逾两呆”统称为不良。

　　（2）正常率没有特定监管标准，一般越高越好，基本上正常率（即正常类/全部）均在95%以上。

　　（1）指那些借款人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的，主要包括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三类。其中，

　　第一，次级类是指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本息杏彩体育官网注册，即使执行担保，也会造成一定损失的。

　　第三，损失类是指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本息仍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很少一部分的。

　　（2）不良率=不良余额/各项余额=（次级类余额+可疑类余额+损失类余额）/各项余额。

　　（3）不良率没有特定的监管标准，且不良、关注、逾期之间有一定的重合性，从而生成分类上不够严谨。

　　2005年12月31日发布的《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规定不良率不得大于5%、不良资产率不得大于4%。这里的不良资产率是指所有不良资产（包括同业端、客户端与投资端）和总资产的比例。

　　（1）即项目在合同规定期限内，尚未还清的部分，并从逾期之日起，转入逾期账户，一般情况下逾期要加收较高的惩罚利息。

　　（2）逾期按期限进一步划分，即逾期3个月以内、逾期3个月至1年、逾期1年以上至3年以内、逾期3年以上。

　　（1）重组是指由于借款人财务状况恶化，或无力还款而对借款合同条款做出调整的。其中调整措施主要包括展期、借新还旧、还旧借新、利息罚息减免、本金部分减免、债转股、以物抵贷、追加担保品、还款方式变更等。

　　（2）央行2001年12月发布的《风险分类指导原则》明确“需要重组的应至少是次级类；重组后的假如依然逾期或借款人无力归还，则应至少归为可疑类”。

　　不良率、拨备率与拨备覆盖率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三个基本指标，三者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即不良率=拨备率/拨备覆盖率。

　　（1）拨备率=减值准备/各项余额=（一般准备+特殊准备+专项准备）/各项余额。

　　（2）2011年银监会以9号令的形式印发《商业银行损失准备管理办法》，将《银行损失准备计提指引》中的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和特别准备统一合并为“损失准备”，并将其在成本中列支，作为抵御风险的准备金。

　　减值准备计提=1%*各项余额+2%*关注类+25%*次级类+50%*可疑类+100%*损失类+特别准备

　　其中，次级类和可疑类的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动20%，特别准备则由商业银行根据特别风险情况、风险损失概率及历史经验等自行确定按季计提。

　　（3）2015-2016年业务制度更新，《G11-II资产质量及准备金》将三项准备统一为减值准备。中国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的提取比率为9%，即按应收账款余额的9%计提坏账准备金，提取的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这里的坏账准备等同减值准备。

　　（4）拨备覆盖率是用来衡量商业银行损失准备金计提是否充足的一个指标，拨备覆盖率=减值准备/不良。

　　（5）一般各家银行减值准备的计提标准不同，因此可比性不高，而计入当期损益的减值准备也是影响业绩的重要因素，因此资产质量与经营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2018年2月28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商业银行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号文），明确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至120-150%，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2.5%。各级监管部门应综合考虑商业银行分类准确性、处置不良主动性、资本充足率三方面因素，按照孰高原则，确定损失准备最低监管要求。

　　（1）分类准确性：按照逾期90天以上纳入不良的比例，确定拨备覆盖率和拨备率最低监管要求。

　　（2）处置不良主动性：按照处置的不良占新形成不良的比例，确定拨备覆盖率和拨备率监管要求。

　　（3）资本充足性：按照不同类别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情况，确定拨备覆盖率和拨备率最低监管要求。

　　在对进行五级分类后，不同类型之间的迁徙也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2005年12月银监会印发的《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明确风险迁徙指标主要有正常类迁徙率、关注类迁徙率、次级类迁徙率和可疑类迁徙率。而这里的迁徙主要特指下迁，即相对优的类别下迁到更差的比率，没有特定的监管标准。

　　由于不良率是存量指标，仅能反映过去的质量和风控水平，且受到核销的影响，往往数据有所失真。因此不良生成率更能反映当下的资产质量情况。当然这是一个只有少数银行（如平安银行、招商银行等）在使用的资产质量指标，能够更好衡量资产质量的动态变迁情况。具体来看，

　　不良生成率=（本期新增不良余额+本期不良核销）/（年初余额+年初银承、信用证及保函等传统表外授信业务余额）。

　　所谓偏离度，亦称分类偏离度，具体指的账面分类与真实分类的偏差程度，偏离度=实际数值/上报数值。一般而言偏离度超过105%即为不正常，超过100%说明分类不准确。关于偏离度大致有两个指标：

　　（1）一级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两类，且一级资本占全部资本净额的比例须在50%以上。

　　（2）核心一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以及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的部分。

　　（4）一级资本的扣除项应包括：商誉、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和损失准备缺口；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股票；对资产负债表中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套期形成的现金流储备（正值予以扣除、负值予以加回）；商业银行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1）二级资本主要包括次级债、二级资本债、混合资本工具、超额损失准备以及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等，其中权重法和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其超额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但比例分别不得超过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1.25%和0.60%。

　　（2）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工具有确定到期日的，应当在距到期日的最后五年，按100%、80%、80%、60%、40%、20%的比例逐年减计至二级资本。

　　（1）可采用权重法或内部评级法进行计量，通常情况下中小银行由于基础数据样本不够或代表性较差等原因主要采取权重法来计提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2）所谓权重法，即首先从表内资产账面价值中扣除相应的减值准备，然后乘以风险权重。表外项目则以名义金额为基础乘以信用转换系数得到等值的表内资产，再按表内资产的方式进行处理计提。

　　第一，商业银行持有中央政府、央行、政策性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为0，持有中央政府投资的AMC为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而定向发行的债券风险权重为0。此外，以风险权重为0的金融资产作为质押的债权风险权重也为0.

　　第二，商业银行对公共部门实体（省级及计划单列市政府、收入源于中央财政的公共部门等）、对商业银行原始期限三个月以内（含）、对ABS的债权风险权重为20%，不包括公共部门实体投资的工商企业债权。

　　第四，商业银行对一般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100%，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债权风险权重为75%，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为400%（被动持有或因政策性原因持有）和1250%（）。

　　第五，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风险权重为50%（追加为150%）、对个人债权的风险权重为75%。

　　（1）所谓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包括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引起的银行表内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具体包括商业银行交易账户中的利率风险和股票风险，以及全部汇率风险和商品风险。

　　（2）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和信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包括法律风险，但不包括策略风险和声誉风险。

　　（3）商业银行可以采用标准法或内部模型法计量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可以采用基本指标法、标准法或高级计量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

　　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资本净额/（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操作风险资本*12.50+市场风险资本*12.50）

　　（1）核心一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且应当扣除商誉、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和损失准备缺口。

　　（2）一级资本包括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和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二级资本包括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和超额损失准备。其中，超额损失准备计入二级资本的比例不得超过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1.25%（权重法）或0.6%（内部评级法）。

　　当然资本管理办法还规定在最低要求的基础上，提出储备资本（2.50%）、逆周期资本（0-2.50%）以及附加资本（1%）的要求，且储备资本、逆周期资本与附加资本均由核心一级资本来补充。

　　（1）1%的附加资本仅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来计提。这意味着我国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最低标准实际上为11.5%、9.5%和8.50%。非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最低标准实际上为10.5%、8.5%和7.50%。

　　如前所述到目前为止，监管部门尚没有出台关于逆周期资本的相关细则，所以基本可以忽略。不过央行的MPA考核中对逆周期资本有所涉及。央行在MPA中提出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的概念，其计算公式为

　　（1）杠杆率是指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净额与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的比率，其数值越高说明商业银行资本越充足。

　　（2）2015年4月银监会对《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银监会2011年第3号令）进行修订，发布了《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

　　（3）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不包括表内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衍生产品资产余额+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一级资本扣减项。

　　（1）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的具体规定详见2018年5月25日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银保监会（2018）第3号令）。

　　（1）净稳定资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的具体规定详见2018年5月25日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银保监会（2018）第3号令）。

　　（1）流动性匹配率的具体规定详见2018年5月25日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银保监会（2018）第3号令）。

　　（2）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黄金、超额准备金存款、一月内到期同业往来款轧差后资产净额、一月内到期债券投资、在国内外二级市场可随时变现债券投资、其他一月内到期可变现资产（剔除不良资产）。

　　（3）流动性负债包括活期存款（不含财政性）、一月内到期的定期存款（不含政策性存款）、一个月内到期的同业往来负债净额、一月内到期已发行债券、一月内到期应付利息及各种应付款、一月内到期央行借款、其他一月内到期负债。

　　集团内跨境资金净流出比例为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与境外集团内机构交易的资产方净额与资本净额之比。

　　与境外集团内机构交易的资产方净额=存放境外集团内机构+拆放境外集团内机构+与境外集团内机构交易形成的其他资产余额－境外集团内机构存放－境外集团内机构拆放－与境外集团内机构交易形成的其他负债余额。

　　外国银行分行与境外机构交易的资产方净额=存放境外联行、附属机构及同业+拆放境外联行、附属机构及同业+与境外联行、附属机构及同业交易形成的其他资产余额－境外联行、附属机构及同业存放－境外联行、附属机构及同业拆放－与境外联行、附属机构及同业交易形成的其他负债余额。

　　2014年4月24日，当时的一行三会一局联合发布127号文（即《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以及2014年5月8日银监会发布的140号文（即《关于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明确提出以下三个要求：

　　（1）同业借款业务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年，其他同业融资业务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业务到期后不得展期。

　　（2）单家银行对单一金融机构法人的不含结算性同业存款的同业融出资金，扣除风险权重为零的资产后的净额，不得超过该银行一级资本的50%。

　　（3）单家银行同业融入资金余额/负债总额不得超过1/3，农村信用社省联社、省内二级法人社及村镇银行暂不执行。

　　2017年12月29日，央行发布302号文，即《关于规范债券市场参与者债券交易业务的通知》，尝试解决债券交易不规范和加杠杆两个问题，其对债券回购资金的比例进行了明确，具体如下表所示：

　　（1）第一档（评级在2级及以上的银行）：同业资产/一级资本净额、同业负债/一级资本净额分别不得高于500%和400%。

　　（2）第二档（评级为3A与3B的银行）：同业资产/一级资本净额、同业负债/一级资本净额分别不得高于400%和300%。

　　（3）第三档（评级为3C及以下的银行）：同业资产/一级资本净额、同业负债/一级资本净额分别不得高于300%和200%。

　　该部分内容主要源于2004年12月29日银监会刚刚成立时发布的《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

　　亦称为期限错配风险，是最主要和最常见的利率风险形式，主要指由于银行资产、负债和表外业务到期期限（就固定利率而言）或重新定价期限（就浮动利率而言）存在差异所产生的风险。资产负债两端定价的不对称性使银行的收益或内在经济价值随着利率的变动而变化。例如，如果银行以短期存款作为长期固定利率的融资来源，当利率上升时，的利息收入是固定的，但存款的利息支出却会随着利率的上升而增加，从而使银行的未来收益减少和经济价值降低。

　　即收益率曲线的非平行移动，对银行的收益或内在经济价值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形成收益率曲线风险，也称为利率期限结构变化风险。例如，若以五年期政府债券的空头头寸为10年期政府债券的多头头寸进行保值，当收益率曲线变陡的时候，虽然上述安排已经对收益率曲线的平行移动进行了保值，但该10年期债券多头头寸的经济价值还是会下降。

　　基准风险是另一种重要的利率风险来源。在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所依据的基准利率变动不一致的情况下，虽然资产、负债和表外业务的重新定价特征相似，但因其现金流和收益的利差发生了变化，也会对银行的收益或内在经济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例如，一家银行用一年期的存款为来源发放一年期的，虽然由于利率敏感性负债与利率敏感性资产的重新定价期限完全相同而不存在重新定价风险，但因为其基准利率的变化可能不完全相关，变化不同步，仍然会使该银行面临着因基准利率的利差发生变化而带来的基准风险。

　　期权性风险来源于银行资产、负债和表外业务中所隐含的期权。期权可以是单独的金融工具，如场内（交易所）交易期权和场外期权合同，也可以隐含于其他的标准化金融工具之中，如债券或存款的提前兑付、的提前偿还等选择性条款。

　　一般而言，期权和期权性条款都是在对买方有利而对卖方不利时执行，因此，此类期权性工具因具有不对称的支付特征而会给卖方带来风险。比如，若利率变动对存款人或借款人有利，存款人就可能选择重新安排存款，借款人可能选择重新安排，从而对银行产生不利影响。

　　缺口分析是衡量利率变动对银行当期收益的影响的一种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将银行的所有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按照重新定价的期限划分到不同的时间段（如1个月以下，1~3个月，3个月~1年，1~5年，5年以上等）。在每个时间段内，将利率敏感性资产减去利率敏感性负债，再加上表外业务头寸，就得到该时间段内的重新定价“缺口”。以该缺口乘以假定的利率变动，即得出这一利率变动对净利息收入变动的大致影响。

　　当某一时段内的负债大于资产（包括表外业务头寸）时，就产生了负缺口，即负债敏感型缺口，此时市场利率上升会导致银行的净利息收入下降。相反，当某一时段内的资产（包括表外业务头寸）大于负债时，就产生了正缺口，即资产敏感型缺口，此时市场利率下降会导致银行的净利息收入下降。

　　缺口分析中的假定利率变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确定，如历史经验、银行管理层的判断和模拟潜在的未来利率变动等。缺口分析也存在如下缺点：

　　1、忽略了同一时段内不同头寸的到期时间或利率重新定价期限的差异。在同一时间段内的加总程度越高，对计量结果精确性的影响就越大。

　　2、只考虑了由重新定价期限的不同而带来的利率风险，即重新定价风险，未考虑当利率水平变化时，因各种金融产品基准利率的调整幅度不同而带来的利率风险，即基准风险。同时，缺口分析也未考虑因利率环境改变而引起的支付时间的变化，即忽略了与期权有关的头寸在收入敏感性方面的差异。

　　3、非利息收入和费用是银行当期收益的重要来源，但大多数缺口分析未能反映利率变动对非利息收入和费用的影响。第四，缺口分析主要衡量利率变动对银行当期收益的影响，未考虑利率变动对银行经济价值的影响，所以只能反映利率变动的短期影响。因此，缺口分析只是一种初级的、粗略的利率风险计量方法。

　　久期分析也称为持续期分析或期限弹性分析，是衡量利率变动对银行经济价值影响的一种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对各时段的缺口赋予相应的敏感性权重，得到加权缺口，然后对所有时段的加权缺口进行汇总，以此估算某一给定的小幅（通常小于1%）利率变动可能会对银行经济价值产生的影响（用经济价值变动的百分比表示）。各个时段的敏感性权重通常是由假定的利率变动乘以该时段头寸的假定平均久期来确定。

　　当然银行可以对以上的标准久期分析法进一步改进，如可以不采用对每一时段头寸使用平均久期的做法，而是通过计算每项资产、负债和表外头寸的精确久期来计量市场利率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消除加总头寸/现金流量时可能产生的误差。另外，银行还可以采用有效久期分析法，即对不同的时段运用不同的权重，根据在特定的利率变化情况下，假想金融工具市场价值的实际百分比变化，来设计各时段风险权重，从而更好地反映市场利率的显著变动所导致的价格的非线性变化。

　　1、如果在计算敏感性权重时对每一时段使用平均久期，即采用标准久期分析法，久期分析仍然只能反映重新定价风险，不能反映基准风险，以及因利率和支付时间的不同而导致的头寸的实际利率敏感性差异，也不能很好地反映期权性风险。

　　2、对于利率的大幅变动（大于1％），由于头寸价格的变化与利率的变动无法近似为线性关系，降低了久期分析的准确性。

　　外汇敞口分析是衡量汇率变动对银行当期收益的影响的一种方法。外汇敞口主要来源于银行表内外业务中的货币错配。当在某一时段内，银行某一币种的多头头寸与空头头寸不一致时，所产生的差额就形成了外汇敞口。在存在外汇敞口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可能会给银行的当期收益或经济价值带来损失，从而形成汇率风险。在进行敞口分析时，银行应当分析单一币种的外汇敞口，以及各币种敞口折成报告货币并加总轧差后形成的外汇总敞口。对单一币种的外汇敞口，银行应当分析即期外汇敞口、远期外汇敞口和即期、远期加总轧差后的外汇敞口。银行还应当对交易业务和非交易业务形成的外汇敞口加以区分。对因存在外汇敞口而产生的汇率风险，银行通常采用套期保值和限额管理等方式进行控制。外汇敞口限额包括对单一币种的外汇敞口限额和外汇总敞口限额。外汇敞口分析是银行业较早采用的汇率风险计量方法，具有计算简便、清晰易懂的优点。但是，外汇敞口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忽略了各币种汇率变动的相关性，难以揭示由于各币种汇率变动的相关性所带来的汇率风险。

　　敏感性分析是指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单个市场风险要素（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对金融工具或资产组合的收益或经济价值产生的影响。巴塞尔委员会在2004年发布的《利率风险管理与监管原则》中，要求银行评估标准利率冲击（如利率上升或下降200个基点）对银行经济价值的影响，也是一种利率敏感性分析方法，目的是使监管当局能够根据标准利率冲击的评估结果，评价银行的内部计量系统是否能充分反映其实际利率风险水平及其资本充足程度，并对不同机构所承担的利率风险进行比较。

　　敏感性分析计算简单且便于理解，在市场风险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敏感性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于较复杂的金融工具或资产组合，无法计量其收益或经济价值相对市场风险要素的非线性变化。因此，在使用敏感性分析时要注意其适用范围，并在必要时辅以其他的市场风险分析方法。

　　与敏感性分析对单一因素进行分析不同，情景分析是一种多因素分析方法，结合设定的各种可能情景的发生概率，研究多种因素同时作用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情景分析过程中要注意考虑各种头寸的相关关系和相互作用。情景分析中所用的情景通常包括基准情景、最好的情景和最坏的情景。情景可以人为设定（如直接使用历史上发生过的情景），也可以从对市场风险要素历史数据变动的统计分析中得到，或通过运行描述在特定情况下市场风险要素变动的随机过程得到。如银行可以分析利率、汇率同时发生变化时可能会对其市场风险水平产生的影响，也可以分析在发生历史上出现过的、经济事件或金融危机以及一些假设事件时，其市场风险状况可能发生的变化。

　　风险价值是指在一定的持有期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利率、汇率等市场风险要素发生变化时可能对某项资金头寸、资产组合或机构造成的潜在最大损失。例如，在持有期为1天、置信水平为99％的情况下，若所计算的风险价值为1万美元，则表明该银行的资产组合在1天中的损失有99％的可能性不会超过1万美元。风险价值通常是由银行的市场风险内部定量管理模型来估算。

　　巴塞尔委员会在1996年的《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中对市场风险内部模型主要提出了以下定量要求：置信水平采用99％的单尾置信区间；持有期为10个营业日；市场风险要素价格的历史观测期至少为一年；至少每三个月更新一次数据。但是，在模型技术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和各国监管当局均未做出硬性要求，允许银行自行选择三种常用模型技术中的任何一种。即使是对VaR模型参数设置做出的定量规定，也仅限于在计算市场风险监管资本时遵循，商业银行实施内部风险管理完全可以选用不同的参数值。如巴塞尔委员会要求计算监管资本应采用99%的置信水平，而不少银行在内部管理时却选用95%、97.5%的置信水平。此外，考虑到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在计算市场风险监管资本时，必须将计算出来的风险价值乘以一个乘数因子（multiplication factor），使所得出的资本数额足以抵御市场发生不利变化可能对银行造成的损失。乘数因子一般由各国监管当局根据其对银行风险管理体系质量的评估自行确定，巴塞尔委员会规定该值不得低于3。

　　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市场风险内部模型计算的风险水平高度概括，不能反映资产组合的构成及其对价格波动的敏感性，因此对具体的风险管理过程作用有限，需要辅之以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非统计类方法。第二，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方法未涵盖价格剧烈波动等可能会对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突发性小概率事件，因此需要采用压力测试对其进行补充。第三，大多数市场风险内部模型只能计量交易业务中的市场风险，不能计量非交易业务中的市场风险。因此，使用市场风险内部模型的银行应当充分认识其局限性，恰当理解和运用模型的计算结果。

　　事后检验是指将市场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的估算结果与实际发生的损益进行比较，以检验计量方法或模型的准确性、可靠性，并据此对计量方法或模型进行调整和改进的一种方法。若估算结果与实际结果近似，则表明该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较高；若两者差距较大，则表明该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较低，或者是事后检验的假设前提存在问题；介于这两种情况之间的检验结果，则暗示该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存在问题，但结论不确定。目前，事后检验作为检验市场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的一种手段还处在发展过程中。不同银行采用的事后检验方法以及对事后检验结果的解释标准均有所不同。

　　巴塞尔委员会1996年的《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要求采用内部模型计算市场风险资本的银行对模型进行事后检验，以检验并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监管当局应根据事后检验的结果决定是否通过设定附加因子（plus factor）来提高市场风险的监管资本要求。附加因子设定在最低乘数因子（巴塞尔委员会规定为3）之上，取值在0~1之间。如果监管当局对模型的事后检验结果比较满意，模型也满足了监管当局规定的其他定量和定性标准，就可以将附加因子设为0，否则可以设为0~1之间的一个数，即通过增大所计算VaR值的乘数因子，对内部模型存在缺陷的银行提出更高的监管资本要求。

　　银行不仅应采用各种市场风险计量方法对在一般市场情况下所承受的市场风险进行分析，还应当通过压力测试来估算突发的小概率事件等极端不利情况可能对其造成的潜在损失，如在利率、汇率、股票价格等市场风险要素发生剧烈变动、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发生意外的和经济事件或者几种情形同时发生的情况下，银行可能遭受的损失。压力测试的目的是评估银行在极端不利情况下的亏损承受能力，主要采用敏感性分析和情景分析方法进行模拟和估计。

　　在运用敏感性分析方法进行压力测试时，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汇率冲击对银行净外汇头寸的影响，利率冲击对银行经济价值或收益产生的影响等等。在运用情景分析方法进行压力测试时，应当选择可能对市场风险产生最大影响的情景，包括历史上发生过重大损失的情景（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假设情景。假设情景又包括模型假设和参数不再适用的情形、市场价格发生剧烈变动的情形、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情形，以及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重大损失或风险难以控制的情景。这些情景或者由监管当局规定，或者由商业银行根据自己的资产组合特点来设计。在设计压力情景时，既要考虑市场风险要素变动等微观因素，又要考虑一国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等宏观层面因素。

　　银行的表内外资产可分为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资产两大类。巴塞尔委员会2004年的《新资本协议》对其1996年《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中的交易账户定义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定义为：交易账户记录的是银行为交易目的或规避交易账户其他项目的风险而持有的可以自由交易的金融工具和商品头寸。记入交易账户的头寸必须在交易方面不受任何条款限制，或者能够完全规避自身风险。而且，银行应当对交易账户头寸经常进行准确估值，并积极管理该项投资组合。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头寸是指，在短期内有目的地持有以便转手出售、从实际或预期的短期价格波动中获利或者锁定套利（lock in arbitrage profits）的头寸，如自营头寸、代客买卖头寸和做市交易（market making）形成的头寸。记入交易账户的头寸应当满足以下基本要求：一是具有经高级管理层批准的书面的头寸/金融工具和投资组合的交易策略（包括持有期限）；二是具有明确的头寸管理政策和程序；三是具有明确的监控头寸与银行交易策略是否一致的政策和程序，包括监控交易规模和交易账户的头寸余额。是否具有交易目的在交易之初就已确定，此后一般不能随意更改。与交易账户相对应，银行的其他业务归入银行账户，最典型的是存业务。交易账户中的项目通常按市场价格计价（mark-to-market），当缺乏可参考的市场价格时，可以按模型定价（mark-to-model）。按模型定价是指将从市场获得的其他相关数据输入模型，计算或推算出交易头寸的价值。银行账户中的项目则通常按历史成本计价。

　　商业银行应当制定关于账户划分的内部政策和程序，内容应包括：对交易业务的界定，应列入交易账户的金融工具，对交易和非交易岗位及其职责的严格划分，金融工具或投资组合的交易策略，交易头寸的管理政策和程序，监控交易头寸与交易策略是否一致的程序等。同时，银行应保留完整的交易和账户划分记录，以便进行查询，并接受内部、外部审计和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同时，商业银行应当根据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的性质和特点，采取相应的市场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方法。

　　另外，划分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也是准确计算市场风险监管资本的基础。巴塞尔委员会于1996年1月颁布的《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以及大多数国家据此制定的资本协议将市场风险纳入了资本要求的范围，但未涵盖全部的市场风险，所包括的是在交易账户中的利率和股票价格风险以及在银行和交易账户中的汇率和商品价格风险。因此，若账户划分不当，会影响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准确程度；若银行在两个账户之间随意调节头寸，则会为其根据需要调整所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提供监管套利机会。目前，实行市场风险监管资本要求的国家/地区的银行监管当局都制定了银行账户、交易账户划分的基本原则，并要求商业银行据此制定内部的政策和程序，详细规定账户划分标准和程序。监管当局则定期对银行的账户划分情况进行检查，检查重点是其内部账户划分的政策、程序是否符合监管当局的要求，是否遵守了内部的账户划分政策和程序，是否为减少监管资本要求而人为地在两个账户之间调节头寸等。

　　商业银行实施市场风险管理，应当确保将所承担的市场风险控制在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内，使市场风险水平与其风险管理能力和资本实力相匹配，限额管理正是对市场风险进行控制的一项重要手段。银行应当根据所采用的市场风险计量方法设定市场风险限额。市场风险限额可以分配到不同的地区、业务单元和交易员，还可以按资产组合、金融工具和风险类别进行分解。银行负责市场风险管理的部门应当监测对市场风险限额的遵守情况，并及时将超限额情况报告给管理层。常用的市场风险限额包括交易限额、风险限额和止损限额等。

　　交易限额（Limits on Net and Gross Positions）是指对总交易头寸或净交易头寸设定的限额。总头寸限额对特定交易工具的多头头寸或空头头寸给予限制，净头寸限额对多头头寸和空头头寸相抵后的净额加以限制。在实践中，银行通常将这两种交易限额结合使用。

　　风险限额是指对按照一定的计量方法所计量的市场风险设定的限额，如对内部模型计量的风险价值设定的限额（Value-at-Risk Limits）和对期权性头寸设定的期权性头寸限额（Limits on Options Positions）等。期权性头寸限额是指对反映期权价值的敏感性参数设定的限额，通常包括：对衡量期权价值对基准资产价格变动率的Delta、衡量Delta对基准资产价格变动率的Gamma、衡量期权价值对市场预期的基准资产价格波动性的敏感度的Vega、衡量期权临近到期日时价值变化的Theta以及衡量期权价值对短期利率变动率的Rho设定的限额。

　　止损限额（Stop-Loss Limits）即允许的最大损失额。通常，当某项头寸的累计损失达到或接近止损限额时，就必须对该头寸进行对冲交易或将其变现。典型的止损限额具有追溯力，即止损限额适用于一日、一周或一个月内等一段时间内的累计损失。

　　长期以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普遍采用的是股本收益率（ROE）和资产收益率（ROA）指标，其缺陷是只考虑了企业的账面盈利而忽略了未充分考虑风险因素。银行是经营特殊商品的高风险企业，以不考虑风险因素的指标衡量其盈利能力，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目前，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是采用按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杏彩体育官网注册，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按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克服了传统绩效考核中盈利目标未充分反映风险成本的缺陷，使银行的收益与风险直接挂钩、有机结合，体现了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的内在统一，实现了经营目标与绩效考核的统一。杏彩体育官网登录入口使用按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有利于在银行内部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从根本上改变银行忽视风险、盲目追求利润的经营方式，激励银行充分了解所承担的风险并自觉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这些风险，从而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创造利润。

　　在按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中，目前被广泛接受和普遍使用的是按经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RAROC）。按经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是指经预期损失（Expected Loss，EL）和以经济资本（Capital at Risk，CaR）计量的非预期损失（ Unexpected Loss，UL）调整后的收益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如RAROC强调，银行承担风险是有成本的。在RAROC计算公式的分子项中，风险带来的预期损失被量化为当期成本，直接对当期盈利进行扣减，以此衡量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在分母项中，则以经济资本，或非预期损失代替传统ROE指标中的所有者权益，意即银行应为不可预计的风险提取相应的经济资本。整个公式衡量的是经济资本的使用效益。

　　目前，RAROC等按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已在国际先进银行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在其内部各个层面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单笔业务层面上，RAROC可用于衡量一笔业务的风险与收益是否匹配，为银行决定是否开展该笔业务以及如何进行定价提供依据。在资产组合层面上，银行在考虑单笔业务的风险和资产组合效应之后，可依据RAROC衡量资产组合的风险与收益是否匹配，及时对RAROC指标呈现明显不利变化趋势的资产组合进行处理，为效益更好的业务腾出空间。在银行总体层面上，RAROC可用于目标设定、业务决策、资本配置和绩效考核等。高级管理层在确定银行能承担的总体风险水平，即风险偏好之后，计算银行需要的总体经济资本，以此评价自身的资本充足状况；将经济资本在各类风险、各个业务部门和各类业务之间进行分配（资本配置），以有效控制银行的总体风险，并通过分配经济资本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将股东回报要求转化为对全行、各业务部门和各个业务线的经营目标，用于绩效考核，使银行实现在可承受风险水平之下的收益最大化，并最终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银保监会于2018年5月30日发布了《商业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指引（修订）》，对商业银行账簿的利率风险管理进行规范。

　　利率冲击情景需要考虑7个因素（不仅仅是附件2中说的6个），具体包括历史因素、集中度因素、风险相关性因素、新增资产负债因素、期权因素、负利率因素以及市场环境、资产组合、新产品和新风险点等因素。

　　净利差（Net Interest Spread，简称NIS）与净利息收益率（Net Interest Margin也称净息差，简称NIM）是衡量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中最常用的两个指标，且这两个指标之间本身也存在密切的关系（注：以下内容所涉及的生息资产与计息负债均为平均余额的概念），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通常情况下，生息资产平均余额计息负债平均余额，因此根据式（3）便可以得出商业银行的净息差通常情况下会大于净利差。

　　实践中多数银行也确实满足这一结论，但也有例外，如广州农商行、成都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杭州银行与上海银行等6家银行。

　　当生息资产平均余额计息负债平均余额、负债端成本抬升且上升幅度大于资产端时，会导致净息差的波动幅度大于净利差，此时相较于净利差，净息差由于将规模因素考虑在内，同时又融入了结构性因素和市场因素，因此净息差往往比净利差具备更高的分析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生息资产平均余额越高越好，从而可以使得净息差能够产生更好的正向作用。

　　这一结论同样也有例外，即当一家银行的计息负债平均余额更高、负债成本抬升且幅度大于资产端时，净息差的分析价值便没有那么高，需要结合净利差与非息收入来进一步分析。

　　2005年12月31日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明确规定成本收入比不得高于35%、资产利润率不得小于0.60%、资本利润率不得小于11%。

　　信贷成本=当期信贷拨备/当期平均余额（含贴现）。目前平安银行与招商银行对该指标使得的较为频繁。

　　2005年12月31日，银监会印发了《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规定了三个目前仍在使用的监管指标，可以和大额风险暴露规定融合在一起。

　　（3）授信是指商业银行向非金融机构客户直接提供的资金，或者对客户在有关经济活动中可能产生的赔偿、支付责任做出的保证，包括、贸易融资、票据融资、融资租赁、透支、各项垫款等表内业务，以及票据承兑、开出信用证、保函、备用信用证、信用证保兑、债券发行担保、借款担保、有追索权的资产销售、未使用的不可撤销的承诺等表外业务。

　　（2）全部关联方授信总额是指商业银行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扣除授信时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

　　该部分内容详见2018年5月4日发布的《商业银行大额风险管理办法》（银保监会（2018）第1号令）。

　　（1）风险暴露是指商业银行对单一客户或一组关联客户的信用风险暴露,包括银行账簿和交易账簿内各类信用风险暴露。

　　（2）大额大风险暴露是指商业银行对单一客户或一组关联客户超过其一级资本净额2.5%的风险暴露。

　　（2）关联客户：集团客户授信总额/资本净额=15%、风险暴露/一级资本净额=20%

　　此外，同业业务目前还有以下约束，即同业负债占比不超过1/3；以及回购余额不超过上季度净资产的80%。

　　2008年四万亿之后，央行提出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管理来约束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2015年12月29日，人民银行召开会议，部署改进合意管理，从2016年开始实施宏观审慎评估有关工作，央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出MPA考核体系（即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并于2016年正式实施，随后不断扩充MPA考核范围。

　　2、利率定价行为是重要考察方面，以促进金融机构提高自主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约束非理性定价行为，避免恶性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3、广义信贷指标为各项余额、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买入返售资产、存放非存款金融机构款项以及表外理财等合计数。

　　4、指标评分如有区间，按区间内均匀分布的方式计算具体分值。各项指标均以金融机构法人为单位，按上一季度数据计算。

　　4、央行行长易纲在《中国金融》2018年第3期“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文章中，表示正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其中，绿色金融纳入MPA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考核首先对24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

　　6、2018年7月25日，部分银行接央行通知，从2018年二季度起，下调MPA考核中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的结构性参数和信贷顺周期贡献度参数，适度放宽对银行考核要求。

　　央行自2017年开始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评级，并根据评级结果区分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隐患程度，同时将评级结果较差的机构列为高风险机构，这可能也是处置问题金融机构的依据。2018年开始按季度进行评级评估，从2019年结果来看，高风险金融机构约有587家（占全部评级金融机构的13.50%左右），且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银行），也意味着后续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暴发领域可能会以农村金融机构为主。

　　央行专门对农信社进行了讨论，这主要是因为农信社是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集中领域。现阶段我国农村合作机构有三种管理模式，且仍然处于向农商行转型的过程中。这三种管理模式分别为：

　　（1）省联社模式，即各县级联社作为独立法人，共同出资成立省联社，由省联社代理省政府对农信社进行管理，这也是当前多数地区采用的模式。

　　（2）统一法人模式，即在四个直辖市组建全市统一的农商行，其中天津有天津农商行和天津滨海农商行2家。

　　（3）金融持股模式，如宁夏黄河农商行在原宁夏联社和银川市联社合并的基础上组建，在吸收国内若干家法人单位和自然人方式组建，并以资本为纽带对全区各县市联社实行统一管理。

　　第一，央行会定期向地方政府发送风险提示函，同时向相关监管部门通报高风险机构情况，推动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分类施策、精准拆弹。

　　第二，向评级对象“一对一”通报评级结果、主要的风险和问题，提出整改建议，并对症提出诸如补充资本、压降不良资产、控制资产增长、降低杠杆率、限制重大授信和交易、限制股东分红、更换经营管理层、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要求。

　　所谓普惠金融，是指全方位有效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特别是在传统金融理念基础上，被正规金融体系排外的农户、贫困人群及小微企业，能及时有效地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因此，简单点就是以前那些银行看不上、顾不到、选择性忽视的客户（如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城镇低收入、贫困群体等）现在是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领域了。

　　很显然，普惠金融并不是中国的创新，但可以说是中国在引领，目前国家已经把“普惠金融”当成一项国家战略，并制订五年计划来实施，相信此次针对普惠金融的定向降准将会作为一个中长期政策一直被使用。

　　具体来看，普惠金融领域包括：单户授信小于1000万元的小型企业、单户授信小于1000万元的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性、小微企业主经营性、农户生产经营、创业担保（下岗失业人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消费和助学。上述数据采用人民银行调查统计部门统一口径的统计数据。

　　2018年3月19日，银监会发布《关于2018年推动银行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银监办发（2018）29号），在继续监测“三个不低于”、确保小微企业信贷总量稳步扩大的基础上，重点针对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企业，提出“两增两控”的新目标。

　　1、普惠小微，即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型微型企业法人以及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性。

　　2、普惠型小微企业，即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及以下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可以看出其范围较普惠小微更大。

　　目前《普惠金融重点领域情况表》将单户授信总额划分为四个区间，分别为(0,100]、(100,500]、(500,1000]、(1000,3000],如此具体的划分显然是为了更好地监测小微企业授信的结构情况，以避造成统计误差。

　　2018年11月7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采访时表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银行业余额中，民营企业占25%，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超过60%。民营企业从银行得到的和它在经济中的比重还不相匹配、不相适应”。后续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不低于1/。